本報前(668)期技術專刊欄，有一篇由陳錦芳技師從一則法院判決(臺中地方法院96年度建字第109號民事判決)案例，談論到設計人有關設計不當或監造不實之民事賠償責任。筆者曾參與過一些行政院工程會工鑑會的法律鑑定案件，對於法院處理此類案件的漫無章法，心感戚戚，因此，對這個題目有些思考，願意在此分享筆者的一些心得，希望對吾輩技師有所助益。
在回應之先，筆者參考了台中地院該案完整之判決資料。法院的判決結果，係由定作人負50%的責任；設計監造顧問和承包商各負25%之責任。而其判決之理由之結論略以：如當初未變更為節塊橋梁，仍照原設計鋼橋結構施作，即可避免事故發生，釀成災害。原告台中縣政府浪費公帑，應負決策上之重大責任。而被告如適時督促承包商檢討改進缺失，善盡其監造責任，亦可防範未然，避免災害發生。
筆者對本案相關爭議問題，提出以下值得重新思考的法律觀點，供技師先進參考，並請不吝提出指正：
判決之理由僅採信鑑定報告之判斷
一、災變責任分配的問題
本案責任分配之判決就如陳技師所言，並無清楚之論述。並且亦未舉出適法性之法條或契約條文依據，及認定責任比例分配作成判決之心證基礎。判決之理由僅採信鑑定報告之判斷，認定施工過程有瑕疵，監造單位監造不實，加上定作人決策不當，各有缺失，就憑直覺作了責任比例分配，實過於草率。定作人如僅為決策有過失，所擔負的應該是行政責任；如其決策過失與本案災損並無相當因果關係，就不應負民事責任。另依據鑑定報告，監造人固然有過失，但其過失僅為消極的不作為，應與災損亦無因果關係，不能作為分擔責任之依據。
監造不實與災變間 實難以成立相當因果關係
民法上責任之依據，主要繫於行為人之過失與損失間有相當因果關係。所謂「相當因果關係」，其基本概念：「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，有此行為通常即足以生此種損害。」。一般而言，良好的監造品質並不必然能防止災損發生；不盡責之監造行為，亦不能說通常就會發生災變，仍取決於工作之行為人施工單位之施工品質為主。因此，監造不實與災變間，實難以成立相當因果關係。
監造人疏於監督造成危險 僅負擔刑事上之公共危險罪
況且，以承攬契約而言，承攬人完成一定之工作為其領取酬勞之必要條件，並要負其工作物之瑕疵擔保責任。按照承攬契約之精神而言，定作人原就無必要派遣監造人員。公共工程規定派遣監造人員，其目的為保障工程品質及維護公共安全、協助計價驗收等工作，並非為保護承攬人或分擔其責任。並不能因監造人疏於監督，而就必須分擔承攬人依其承攬契約應負責任之理，承攬人亦無此請求權基礎。監造人疏於監督造成危險，僅負擔刑事上之公共危險罪，和民事上與定作人依契約之損失賠償責任。如造成業主損失或公共危險，另有可能遭遇行政上之處分如技師懲戒等責任。
二、在承攬契約上定作人、設計人、監造人之法律關係
一般而言，定作人和設計人、監造人之法律關係，係建立在其所簽訂之合約上。定作人和設計人簽訂委任(亦有承攬說，容後敘)契約，由設計人完成設計圖說交由承攬人施工，設計圖說對承攬人而言，係由定作人提供作為其工作的工作指示。如設計圖說有任何問題，承攬人得向定作人求償。定作人和監造人簽訂委任契約，代表定作人監督並驗收承攬人之工作。有謂監造人係定作人之履行輔助人。但一般而言，履行輔助人係協助「債務人」履行債務，當履行輔助人履行債務有故意或過失時，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(民法第224條)。監造人執行監造工作時，並非定作人對承攬人應負之債務。縱使監造人執行監督不力，亦不構成債務不履行之問題，對承攬人更無賠償之責任可言。除非監造人在監造時有指示過失，承攬人得以監造人為定作人之代理人之關係，其法律效果直接歸於定作人，直接向定作人求償(承攬人與監造人無合約關係，並無求償之基礎)。
三、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
在本案法院之判決，看不到法律思維的推演。其實很多法院的判決，也是將不同之合約關係混雜處理，最終判決的結果，難以使人信服。如果照法律邏輯的推演，事實上並不複雜。首先，依照承攬合約區別承攬人和定作人之責任。如果定作人有責任，再按照定作人和設計人或監造人之合約關係，區分其間之責任。 按照承攬合約，在施工中發生的危險，除契約另有規定外，原則上，根據民法508條第1項關於承攬之規定：「工作毀損、滅失之危險，於定作人受領前，由承攬人負擔，如定作人受領遲延者，其危險由定作人負擔。」，工作物在定作人受領前之毀損 、滅失，皆由承攬人負完全修復之責任。並不會因為定作人有委任監造人，或監造人審查通過其施工計畫，而分擔其承攬責任。
除非是有民法509條：「於定作人受領工作前，因其所供給材料之瑕疵或其指示不適當，致工作毀損、滅失或不能完成者，承攬人如及時將材料之瑕疵或指示不適當之情事通知定作人時，得請求其已服務勞之報酬及墊款之償還，定作人有過失者，並得請求損害賠償。」之情事，定作人有供給材料之瑕疵或其指示不適當，並經承攬人及時通知定作人的情況，才能免除其責任，甚至可向定作人請求賠償。而定作人指示不適當，通常可能有包括提供錯誤之設計圖，和監造時監造人的指示不當。此時，定作人再依其與設計人和監造人之合約關係，尋求賠償。
民法509條之規定不當
然按一般工程實務，若根據民法509條之規定，由定作人提供設計人的設計圖說或規範有錯誤，或委任的監造人指示錯誤，承攬人若無及時通知定作人，承攬人仍須承擔工作物毀損、滅失之責任，未免不盡公平。尤其有些設計上之錯誤，是承攬人難以發現者，更無從通知定作人，如仍要承攬人承擔全部風險，確實是有失公平。筆者個人以為此條規定不當，其原因有：1、承擔責任之法理，應以有過失者承擔其責任；2、風險之承擔，應以最便利控制風險之人，擔負最大之責任；3、承攬人欲承攬工作時，係信賴設計圖無誤而投標，亦應有信賴保護之原則。因此，民法509條之規定，對於複雜程度極高之工程承攬契約而言，尚有規定上之不完備，解釋上應準用民法496條之規定：「工作之瑕疵，因定作人所供給材料之性質或依定作人之指示而生者，定作人無前3條所規定之權利。但承攬人明知其材料之性質或指示不適當，而不告知定作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，較符合公平正義原則。承攬人之「及時通知定作人」之義務，應以承攬人「明知」者為限。如衡諸一般具專業之承攬人，依客觀情勢均無從發現之設計錯誤，定作人應本誠信原則，負擔承攬契約中之定作人指示錯誤之責任較為公允。
四、本案目前遭遇之法律問題及解決方式
(一)合約終止之條件
本案之索賠係於契約終止之後，由原告(定作人)提出。原告提出求償之請求權基礎，係根據民法第263條之規定：「第258條及第260條之規定，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。」，終止契約準用有關解除契約之賠償規定。然而本條構成之法律要件，必須是「依法律之規定」終止契約才能適用。如果雙方是意定終止契約，則須視合約之規定如何，任一方對他方並不必然有損害賠償或補償之請求權。本案判決書並未對此著墨，外人亦不得而知其相關契約規定之內容，原告求償之適法性，仍應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。
請求之基礎甚為薄弱
(二)請求權基礎之瑕疵
即便本案原告終止承攬契約有其法律之依據和求償之權利，但本案原告終止契約之對象應為承攬人，而非設計人或監造人(被告)，如何能依民法第263條向被告據以提出求償？在本案原告之請求權基礎不明，僅以被告有過失，即提出求償。求償時，亦未能提出證明被告過失和其損失間之因果關係論據，以及被告過失和賠償應有之責任範圍所在，其請求之基礎甚為薄弱。
(三)鑑定工作未臻於完善
過失和損失間之因果關係成立，實有賴於鑑定工作之完備。本案之鑑定報告過於含混，對於不同過失和責任間之關係未能予以量化，不足作為法院裁判之依據。如果本案之鑑定工作，能具體指出何項工作有缺失，計算該工作缺失，足使某構件安全係數降至1.0以下，則其責任就很明確。若有兩項以上之缺失，則可分別計算各別缺失造成安全係數下降之程度，據以評估責任之分配。本案進入高等法院以後，兩造之攻防可能仍需再進一步提出計算數據，證實災損之原因；或提請工程會作進一步之鑑定。
一般工地事故法律正常處理程序 非將不同性質的合約責任彼此混淆
(四)從法律邏輯推演之解決方式
按一般工地事故法律正常處理程序，應該是按步就班先解決承攬契約，以界定承攬人和定作人間之責任；如果定作人有責任，定作人再去追究其設計人和監造人之委任契約責任，而非將不同性質的合約責任彼此混淆。
依承攬契約規定，定作人受領工作前，危險承擔責任在承攬人。除非承攬人能舉證定作人有指示過失且和災損有因果關係，否則承攬人應負擔所有之損失責任。定作人之指示過失包含設計之錯誤且已據以施工，以及監造人審查施工計畫時，或施工過程中所作之錯誤指示等。至於原設計錯誤經承攬人修改後，其因果關係中斷，即不由設計人負賠償責任。如果施工計畫有誤，監造人審查時未予糾正，除非承攬人能從契約或法律找到其請求權基礎，否則依法仍應由行為人即承攬人負責。
本案倘若有證據顯示定作人提供之設計圖說，有錯誤指示之過失責任時，除非合約另有規定，設計人就須負擔損失賠償責任。但本案定作人於設計人得標後，才變更橋梁構造與先前完全不同，以委任契約之精神，受任人重在其專業之能力，若定作人明知變更設計超過設計人之能力，而便宜行事不予解約重新發包，設計人或可主張定作人「與有過失」，而由定作人負擔部份賠償責任。
(五)請求權時效的問題
定作人請求權之時效，會因合約屬性不同而異。如陳技師所述，如認定屬承攬契約，則依民法第514條之規定，定作人之瑕疵修補請求權、修補費用償還請求權、減少報酬請求權、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解除權，均因瑕疵發見後1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如認定屬委任契約，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，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則為一般時效之15年。
監造契約屬於委任契約較無爭議，但設計契約屬承攬契約或委任契約或混合契約說，則仍有不同之說法。主張承攬契約說者，主要基於設計工作必須完成一定之工作為其基本要件，工作經核定後才能領取酬勞；主張委任契約說者，主要基於設計工作為一定事務之處理，事務處理期間，設計人有將設計情況，報告定作人之義務。目前實務上，多數見解是採取承攬契約說；然而建築師法則明確將設計工作視為「委託」之性質，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亦將規劃、設計視為「委託」之性質。
設計工作若單單視為承攬契約 於工程實務上尚有未合
筆者認為設計契約應屬混合契約，設計工作雖須完成一定之工作，但此工作尚非定作人所預定領受之最終工作，僅為輔助定作人完成其最終工作之過程。而設計工作本身之瑕疵，亦非委任人於領受時得以輕易發覺。如果設計工作屬於承攬契約，對於大型工程而言，工期動輒數年，民法498條：「第493條至第495條所規定定作人之權利，如其瑕疵自工作交付後經過1年始發見者，不得主張。」將對定作人之權益造成極大損害。因此，在實務上，常於契約中有規定，設計人之瑕疵擔保修改責任尚須延續至完工階段，視為依民法501條以契約加長瑕疵發現及修補期間。故設計工作若單單視為承攬契約，於工程實務上尚有未合。目前民法上有關承攬之規定，實不足以解釋工程設計之權利義務，應另有專門規範工程之法律產生。在工程相關專門法律誕生以前，筆者認為設計契約應視為委任、承攬性質兼具之混合契約較為合適。而其設計錯誤之性質，應屬委任過失，適用15年之請求權時效較為合理。
五、結語
對於災變發生後，設計及監造責任分配不當及缺乏判決理由法律論述的問題，本案並不是個案。其主要原因可能因專業的隔閡，法官過於信賴鑑定報告。而鑑定報告通常由不諳法律的技師所作成，報告中過失責任的推論過程，常無經過嚴謹之法律思維，卻無形中主導了法院的法律判斷。
正確的解決方式，法院應根據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，辨別原告的請求權基礎何在。設計、施工、監造等行為，相互間債的成立先後次序、要件和範圍，以及損害發生時，各項不當的工程行為是否果有因果關係，是否構成相關的賠償要件。鑑定的專家，只是在技術層面幫助法院釐清災害作事實的認定，確認造成災變的直接原因有哪些因素及其權重，及區分那些因素屬於誰的「過失」等問題，讓法院照著民法法律思維判斷當事人的責任時，沒有模糊的空間存在。筆者相信，若能按依循這種模式，將不同專業適切的結合，才能有助於提升法院對此類案件裁判之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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